春运艰难，只能自己开车去姥姥家拜年。到家后，我累得没话说，扒开卧室的门，正打算歇歇，却一眼看见电话旁边的姥姥，端端正正的坐着。
我知道，她在等电话，因为那天是大年初二。
她是数学老师，即便在我小时候，她也不爱给我讲故事，唯一能让我提两句的，就是她常常在等电话——她亲姐姐在祖国最南那段的福建，离她太远了。
姥姥开心的时候，就给我讲小时候她俩在本地好玩的事，叹气的时候，就嫌她嫁的远，隔上很多年才能见一回。
到了每年春节，在大年初二这一年，她们会互通电话，也会聊得很久。
在我印象里，都是座机屏幕一亮，她的眼也一亮，然后准确无误的拿起手柄，亲热地喊一声姐。 她们总有很多话说。
我见姥姥专注，就悄悄地走进屋，她的耳朵越来越不好，眼睛还算明亮，看的清很多东西，大概从余光里瞟到房门开合。
姥姥转过头来，依旧和气的问我：“回来啦？”
我答应了一声，她就又转过头去看着电话机，嘴上问我几句学习和工作的情况，眼睛却离不开电话，只是告诉我，她在等电话。
我就坐在她身边，继续陪她一起等电话。
这个场景熟悉万分，从小学到初中，再到高中，每一年的大年初二，我都是这样看她等。
她爱等电话，她姐姐也爱打电话过来，像是一种含蓄，一种奔放。
毕竟两地隔的太远，山南水北，割不断的，总是那一缕亲情。
她问我近况，我尽所能回忆所有认真的答她，说到她听不清楚的地方，便不厌其烦的说一遍，再说两遍，正有一句断了一半，没有说完，电话屏幕亮了，她又是迅速的拿起，用熟悉的口音问候。
我刚好在身边，她也让我说上几句话，姨姥姥说惯了普通话，却爱听我们一口的家乡方言，说在南端听多了普通话，偶尔听听方言也亲切，我见她们聊的上心，就悄没声的走了出去。
我知道，每年这个时候，她们都要说很多，从小时候说到如今，一说说几十年，几十年太长了，说不完，说累了就笑，笑累了再说。
从自个儿说到儿女，说到孙女，从老园子提到住宅，提到新屋。
姥姥总说，两个人离的远了，也还是家人。
这就是家吧，不热切，不活泼，但是一种皈依。
姥姥和她亲姐说我很快又要回沈阳工作，她们盼望我充实锻炼，也指望我时常在家，离开是不舍，回家是急切与匆忙。
等到吃饭时，姥姥才心满意足的离开座机。她年纪大了，说不上容光焕发，但姨姥姥来电总给她带来了朝气，操心了几十年的儿孙都在桌旁等她，只等她盛好饭入座，像很多平常的午饭，却又因为这不平常的一天带上了几分郑重。
这顿饭，有的是话说。
